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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入侵:现代经济学的考验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20-07-26 08:45:08  责任编辑:FGH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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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入侵:现代经济学的考验

“是贝尔奖”经济学家

2014年耶鲁大学的春季学期,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刚刚开始本科一年级的“初级宏观经济学”大课,就不幸成为一场恶作剧的当事人:几个年轻学生手摇铃铛,从教室不同角落走来,堂而皇之登上讲台,将铃铛和一张模仿获奖证书的纸卷颁授给自己的教授,宣称由于希勒过于自恋地经常提及他于前一年秋天获得的诺贝尔奖(Nobel),所以特颁发“是贝尔奖”(Yes,bel)以资敲打,然后扬长而去,留下尴尬的教授和怔然的满座同窗。

即使在自由主义气氛浓厚的耶鲁,这个恶作剧也有些过火——希勒教授只在公开场合提过他的诺贝尔奖一两次,并且是众所周知的好脾气——除了说明权威讨人嫌,以及经济学的权威特别讨人嫌之外,似乎也并没什么机智之处。然而有趣的是它的传播:耶鲁校刊上很快有喜爱希勒教授的学生撰文打抱不平,批评此举破坏了常春藤学校师生之间“无声的互相尊重核心关系”并且“一点都不有趣”;批评刊出后,回应相当热烈,有人赞同,有人认为摇晃铃铛是一种象征,耶鲁的自由传统远比诺贝尔奖重要。一名留学耶鲁的中国学生为媒体写文章评论:“对一种行为,如果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妥当,那还有界定所谓自由的必要吗?从这个角度看,自由的边界恰是由不妥的行为来界定的。”

罗伯特·希勒教授本人不失幽默地化解了在场的尴尬。但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这场小小的讽刺风波,还是新晋诺贝尔奖得主的桂冠和希勒本人不俗的口才,都没能改变“初级宏观经济学”大量缺勤,在期末要与一半空座面面相觑的情形,学生们宁愿去上助教讲的对过考更实用的习题课,也懒得再与经典理论以及它们的“社会应用”奋战。在时间与知识的自由市场上,自由的边界由放弃它的成本来界定。

与此截然相反,同为希勒教授讲授的“金融市场”课程,却数年如一日座无虚席,一课难求,公开课在耶鲁网上课程中历年都名列前茅。

经济学中“叙事”的剪除与再入侵

如果按以赛亚·伯林的分类比喻,“狐狸”与“刺猬”,前者博而肆,履一舟行万水;后者精而深,种独木坐成林。 罗伯特·希勒是一个典型的“狐狸”,他早年师从著名的“M-M定理”创立人莫迪利安尼,以新凯恩斯学派的面貌在宏观经济学里出道,有成就的研究领域纵贯房地产、资本市场、行为经济学、公共选择和商业道德批判,继而不可避免伸展到心理学和历史学。希勒真正“舞出圈”而在公众中赢得盛名,无过于对两次重要经济危机(2001年互联网泡沫和2007年次贷危机)的准确预言。作为经济学者中成功的畅销书作者,希勒教授将“非理性繁荣”和“泡沫”从学术术语改造成了耳熟能详的公众短语,而他本人,也在耐心死磕“有效市场假设”(EMH)的学术“叙事”中建构一生的学术轨迹。由此看来,这样一位学者去冒犯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分析性”,挑战基础理论中根深蒂固的叙事迷思与相应被低估的风险,的确是一个合适而有趣的思维之旅导游人,即使经济学一向以嘲讽者众多出名,这位“诺贝尔”与“是贝尔”的双料获奖人,却是一位天生的自嘲者。“叙事”本是文本与符号学领域的基本概念,本意是“对故事的描述”,包括虚构与纪实。文化分析和社会学研究非常重视重大叙事的形成与传播,民族、国家、宗教、文化、性别、历史都由大大小小虚构和纪实性叙事充满,比如“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完整的叙事不仅包含故事,还有情绪和价值判断,叙事的力量和危险,都在于高度可共情和易传播性,一个有力的叙事可以对抗理性思考,尤其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低成本形成迅速的群体反应。具有影响力的叙事往往是决策的重要动因。

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乏著名的叙事或“元叙事”,比如分工、自由贸易、市场竞争、“看不见的手”……有些叙事之间还针锋相对,比如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公平与效率,放任与干预。然而,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在微观方法论建构中,基本排除了叙事和叙事方式产生任何长期作用的可能性,力图如同数学一样,把理论大厦建立在几条基本公理简单坚固的基础上,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机制像奥卡姆剃刀一样剃掉了各种故事。无论何种叙事,无论真伪,最后总是会通过均衡机制回到同一种结果,如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全局最优的)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全局最优的结果必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达到),从个体和全局的两个极端出发,融为一体,形成了完美的闭环,所有的中间叙事皆为逻辑上的冗余。

完成了“科学化”的经济学不再惧怕对它前提的攻击,只要接受了方法论就足以立于自洽的不败之地,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现实性。所以,作为直接面对尖锐现实政策要求的宏观经济学,即使一个世纪中非常努力去弥补与微观基础之间的鸿沟,也依然是“传播性叙事”泛滥的重灾区,从凯恩斯神话开始,由各国领袖大名轮流上阵的“某某经济学”此起彼伏。宏观领域中,短期波动非常重要,生死存亡上任下台,大部分事件远远短于一个经济周期。群众通常不会苛责从天而降的经济危机,但政治家必须准备一个好故事去满足政策背后的期待,这个故事可以是推动投资,也可以是加强管制;可以是地球村,也可以是MAGA;可以是互联网泡沫,也可以是区块链。

“叙事经济学”视角下的流行叙事:

比特币狂潮到饭圈战争

“叙事经济学”研究影响经济行为的流行叙事的病毒性传播,广义上属于行为经济学的新兴领域,在驱动经济的传统因素中加入了一个重要的新元素:通过口述、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传播的大众故事,不同于单方面的广告,大众故事必须包含大众的合力创作,传播本身就是创作链条。它可以提高预测经济事件的能力,精准地制定经济制度和政策。这些传播性故事是对人们进行经济、投资决策有实质性影响的,比如裁员还是等待形势好转,趁低吸纳还是离场避险,投资创业还是保守储蓄,经济叙事一定要有转化为经济行为的充足可能性,比特币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具有巨大的传播效率,不仅带来了全球商业上的重大变化,还催化了一个更加有叙事潜力的新兴行业:金融科技。

比特币叙事中的叙事要素比传统金融工具更令人兴奋,它涉及先进的信息工具,艰深但不必理解的数学计算,神秘的创始人和诞生背景,对抗财富不平等的创意,鲜明的反中心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年轻化与世界主义,具有转播需要的所有流行要素,尤其与传统金融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和阶层固化形成鲜明对抗,在这个“贪婪给世界带来可怕灾难的行业”的对立面娓娓展开叙事。

2010年5月22日,两个首宗以1万比特币成交的披萨饼(目前大约价值30亿美元)标志着比特币历史上最光辉的叙事之一,这意味着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新成员正式参加了古老的支付游戏。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前后,比特币的价格经历第一次飞跃。比特币代表了匿名的、不受政府控制和管理,从而摆脱了中央银行体系以及和它共谋的华尔街,至于比特币应用于洗钱、金融犯罪和欺诈活动的风险,在早期阶段甚至是一种健壮性的保证。一系列加密货币和虚拟货币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迅速发展,个人赋权叙事代替了国家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稳定性符号,即使真实世界中比特币的价格波动之大,远超任何主权货币机构发行的信用工具。

传播超过一定数量之后,叙事内核就变得非常坚固了,巴菲特认为它是泡沫又怎么样,人们购买比特币是希望参与令人兴奋的新鲜事物,与未来掌握世界的“赢家”建立联系。在比特币的叙事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点,和工业革命以来的进步主义一脉相承:投资者因为了解最前沿的新事物而发家致富。计算机技术终将淘汰人类劳动这种卢德主义的科幻焦虑,也从比特币的叙事中得到了缓解;而且更美妙的是,比特币的通缩属性,又自带黄金和古典金本位的幻想色彩。参与未来和摆脱控制这两个超级叙事,界定了比特币神话的内核。

过度复杂、过度拟合的叙事——比如“阴谋论”“迫害论”——通常很难成为超级叙事,因为过多的争议会导致传播链过早分裂,丧失动能。但对于某些新兴经济领域却可能非常成功,这类叙事会下沉和停留在一定的边界之内,它追求的不是传播的广度,而是深度,以增加受众忠诚度来改变经济决策。文化、娱乐、媒体产业,本身绝不缺乏曝光,稀缺的资源是经济转化率,所以“饭圈经济”必须“引战”和“洗粉”,尽管家家粉丝对偶像的赞美和对对手的指责叙事基本雷同,但是只有“拉踩”才可以引发行动,而最方便有力的行动无过于以消费帮助偶像在商业价值天平上压过对手。

“叙事经济学”的未来研究之路

科学统计和深度学习方法对未来重大事件预测有一定功能,大数据也助力其中,但事实仍然证明,系统性的灾难被预测到的几率并不高。经济学家可以观测到一些先行指标的变动,但对于引起先行指标变动的叙事却是多变和互相矛盾的,比如美国国债收益率(通常作为金融世界的无风险利率)的变化,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信心指数的变化,可以解释的原因绝非单一。经济学家至今没有严肃地将流行叙事科学地纳入分析框架中,但是社交媒体却一再显示流行话语并非荒诞不经,比如特朗普的推特发言有目的构成的一整套叙事,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非仅仅是煽动非理性情绪。

目前的行为经济学通过统计数字化文档中的单词与短语来了解流行经济叙事的一些基本情况,但目前经济学还没有足够的系统评估叙事影响力产生、攀升和衰减的方法。反而流行病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以参考的模型。

在传染病数学中,疾病最终的平均传染速度取决于恒定传染参数(传染率)和康复率的比例;叙事的“传染力”是新颖性,当事件不是新闻,或传播对方已知之后,就失去了传染能力,新闻媒体数量的增加,可以视为传染参数的增加。从这个模型出发,并不一定讨论词条最多的叙事最有影响力,影响力的核心在于叙事的足够“新颖”和接受者的“康复能力”(遗忘能力)不佳,导致它停留得足够广,也足够长。“叙事经济学”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方法论变革,也对目前的数据收集方式提出了挑战,简单被动地搜集热门语言,远远不足以识别出重要叙事。学者们开始积累叙事的时间序列,以避免为营销或者选举的短期调查所带来的噪音污染,这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文学者,包括心理学家、哲学家、调查记者的参与。信息的足迹是巨大的矿藏,当珠子串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得到的不是被窥探感和监控感,而是人的行为与思想模因里来自历史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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